谈论嘉宾
金大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原局长）
黄 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徐 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
凌 锋（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林绍彬（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告诉记者，她的儿女没有一个愿意学医，“这点我很伤心，但我也不能怪孩子，因为在孩子们看来，医生的学习周期长，工作压力大，没有休息时间，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工资又不多。我的孩子曾对我说，‘我们不喜欢妈妈。因为别人的妈妈天天围着儿女转，我们有妈妈但我们看不到，只能在单位里才能看得到。’他们还说我们医生是低头不知道方向的老黄牛。”
然而，无论工作多么繁重，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委员的每月工资不到4000元。正是因为医生的付出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现在大部分医生的子女都不愿意学医；也正是因为医生的付出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导致“灰色收入”的产生。
为改变现状，有地方政协委员提出“将精英医生公务员化”。但由此一来，精英医生的标准是什么，将同一起跑线上的医生划分为多个级别是否合适，又成为广大医卫界人士热议的话题。那么，“公务员化”是否合理，如果不行，如何保障医生的基本收入呢？
基层医生待遇“公务员化”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看来，所有的医生都是精英人才。因为，只有具备了高超的技术和高尚的道德水准等素质，才能称之为“医生”。加上高智商和高情商，这个行业的人理应都是精英。而一旦“精英医生公务员化”之后，就意味着所有医生都必须公务员化，国家财政能否担此重任？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有人提出，可以将基层医生待遇比照公务员来对待。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黄峻经过多年观察发现，在就业方面，很多毕业生喜欢到街道居委会工作，而同样是基层单位的村卫生所几乎无人问津。原因是，“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有编制、清闲，待遇也有保障；而村卫生所医务人员的收入还不如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高。”黄峻分析说。
“这和党中央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原局长金大鹏为此感到痛心，
“承担着维护广大人民健康权益的医务人员，所要完成的是一种特殊的任务。而相比这样的任务，他们的收入太低了。尤其是农村、山区的医生，那些最艰苦地方的基层医生，他们的收入低得难以想象。有的甚至不得不半耕半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有精力承担老百姓的医疗服务？”因此，金大鹏委员认为，应该把我国基层医务工作者保障纳入医改考虑范围。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所说，医生公务员化或许不是要医生真的成为公务员，而是让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公务员持平或几乎持平，在收入和心理上让医生平衡，让他们专心开展医疗工作。
城市医院医生收入“阳光化”
有人认为，相对于收入单一的基层医务人员，城市医院医生有“更多的方式”为自己填补收入与支出间的“落差”，如开大处方、拿回扣、收红包等，这部分“报酬”被称为“灰色收入”。
“这是违背医疗原则、医生待遇畸形的产物。”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认为，期待医生“公务员化”，不如期待医生收入“阳光化”，只有这样，医生才能更有尊严地工作。
在凌锋委员看来，医生工资设定比照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不科学的，其劳动收入分配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关键要看其付出多少、贡献多少，付出与贡献大，自然收入就应该高。而所谓的付出包括为了获得某一职位，其学习的年限，以及在这个位置上所要付出的劳动时间、强度、职业风险等等。“医生求学的时间是所有职业中最长的，其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八小时之说，医生的付出远远超过一般的职业。因此单就这两个理由，医生工资就应该比别的行业高，其收入才是合理的。”
凌锋委员进一步指出，我国现行的医生工资体系，是从过去的公共体制顺延过来的，更多体现的是平均化，已经严重不合理。因此，需要尽快改革，建立合理的医生劳动收入分配制度。例如，设定绩效工资制，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具体来说，可以对其基本工资实行年薪制，而基本工资的构成则由学习年限、学历、工作年限、实际工作能力、所付出的劳动等基本要素构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资历相当的人收入大体相同，才能真正实现较公平的收入分配，而不至于出现学历资历水平越高，收入反而低的情况。
的确，无论是“医生公务员化”，还是“收入阳光化”，问题的核心都是一样的，即医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今年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要求各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进行研究。
实际上，对于我国的收入分配，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卫生行业的收入分配作为其中的一大问题，更是备受关注、由来已久，如何通过改革医务人员的收入分配问题，改变目前存在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现状，真正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否则，将影响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深入改革。
提案议案
尽快修订《执业医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医师法》）颁布十余年了，由于近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快速发展，《医师法》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亟需修订。”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友谊医院王天佑教授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交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建议》。
他在议案中指出，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现行的医疗法律规定将与国际接轨，中国医师的培训体系也将与国际接轨，逐步走向国际化、标准化。加上新医改意见关于医师多点执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的实施，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即将实施，都对《医师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修订：
提出专科医师的概念并对专科医师的认定标准进行规范；中国医师协会对该法实施的多次调研结果显示，79.5%的医师认为有必要实行专科医师制度，因此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制度势在必行；对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做出规定，住院医师须进行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培训；《医师法》对医师的义务规定较多，而权利方面显得过于笼统和单薄，应从立法的角度加强对其执业中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的保护；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管理模式，《医师法》应强化医师协会在医师管理中的作用。
不要让“支援”成为负担
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最关键的是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建设，尤其是农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教授看来，城市医院在支援农村或基层医疗卫生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许树强委员提议，首先要将城市医院支援农村和基层医疗工作的具体措施落实下来，例如通过业务指导和管理、接收基层医务人员进修、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等形式，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支援方式。
其次，建立目标责任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对口支援关系，明确目标、确定时限、制定阶段考核指标，使支援工作不流于形式，真正发挥作用，取得预期的成效。
许树强委员认为，有条件的城市医院可以进行大胆探索，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通过托管、重组等方式整合医疗资源，研究推广西医、中医、民族医等适宜诊疗技术，因地制宜地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和基层卫生中的作用。
“支援医院要坚持和体现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和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增加受援地区和单位的经济负担。”许树强委员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城市医院支援工作的真正作用。
建议起草《医学教育法》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顾晋今年更关心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他在议案中提到，加强政府投入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顾晋代表认为，加大医疗体系的投入和最大限度实现卫生资源的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分配，才可以保证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同等的基本医疗保障。
除此之外，要切实保障医患双方的利益，需要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例如，修改《执业医师法》，加入近年来各种条例、规定以及卫生部的批复；在现行的国家教育法的总体框架下起草《医学教育法》，明确医学教育中的诸多法律问题，减少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法律纠纷，保障高质量的医学教育。
公安机关应加大打击“医闹”力度
“公安机关对‘医闹’不作为或处置不力，是各地‘医闹’频发的重要原因。保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院设施不被破坏已迫在眉睫。建议在全国医疗机构建立一个医警联动机制，以打击‘医闹’等不法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在《关于公安部要严厉打击“医闹”等不法行为的提案》中指出，公安部要将医疗机构纳入公共治安管理体系之中，而不应作为“内勤”治安管理体系；公安部门应在全国各地三级以上医院建立警务室，打击“医闹”及医院暴力等违法行为；各级公安部门应安排专职干警管辖地区医疗机构安全和治安事件，并做快速有效处理，以此列入干警业绩的考核内容；公安部应尽快出台落实“关于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就医安全的通告”具体办法，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
精彩语录
院长要承认所培养的医生是社会人，并非医院私有。医疗技术是属于全民的，不是某家医院的，更不是某个院长的。因此，对于医生多点执业，院长要积极鼓励。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教授 李佩文
所谓公立医院，第一公平，所有的公民都享受这个服务；第二从最终目的来讲，公益性就是免费医疗。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友谊医院教授 王天佑
——引自《医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