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教授谈临床科研与论文写作
编者按：2009年底，北京朝阳医院的曹彬教授(第一作者)和王辰院长(通讯作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Initial Cases of 2009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fection in China”(“中国2009大流行性甲型H1N1流感病毒早期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 的描述性文章，介绍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的早期临床特点。就该文章的选题立意、发表过程、价值意义等，我们特别邀请王院长进行此次专访，并请王院长畅谈目前的临床研究和对年轻医生的寄语和期盼。
问题：王院长，首先恭喜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成功发表了一篇甲型H1N1临床特征的研究文章(“中国2009大流行性甲型H1N1流感病毒早期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下面我们想就这篇文章及相关的问题对您进行采访，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第一个问题，您如何想到做甲型流感的临床研究以及您这篇研究的选题和立意是如何确定的？您觉得这篇研究有何价值和意义呢？
王辰教授：因为2009年新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是一个新型的流感，也是新型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它的临床特征我们还不清楚，不能完全以以往的季节性流感来类比到这个流感的临床特征上，所以当一个新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对这个疾病临床特点的认识，也就是对这个病的描述性的一些认识是第一步。只有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清晰的描述一些的认识，对于它的临床特点，对于它的病程，自然转归，体征，相关辅助检查的特点。包括这种病毒感染人体以后，病毒合成的变化情况，这些都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才可以深入的去研究、诊断和治疗这个疾病。所以在关于这个新型的疾病的描述性研究，应当说是在一个新型疾病出现以后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为此我们对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特征进行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性研究，这样就描述性研究对于我们在临床识别这种疾病、对于制定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流感的临床特征是比较容易发生变化的一种疾病，流感病毒的变异也好，它的临床表现的变化也好，都容易发生变异。而在这个阶段我描述的是在2009年5月到6月间在中国大陆出现的400多例甲型H1N1流感的患者，对这样一种人群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实际代表了当时在中国大陆的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表现特点，（就是说要早期识别，然后早期把这些经验写出来然后发表在文章上。）对，就是认识疾病的第一步。首先，我们要了解疾病的特征是什么，临床特征是什么，这样碰见有这样临床表现患者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诊断这个的疾病，而且也是对这样特征的认识，对病情的转归的变化我们才有个可以参比的地方，才可以对于它制定一系列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方法，所以它很重要的基础性研究。
问题：您为何想到把这篇文章投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呢？
王辰教授：因为我们充分的认识到这篇文章的新颖性。因为它是新发疾病，缺乏临床特征的研究，在我们之前，欧美，特别是美洲发表了一些关于甲型H1N1流感临床特征的研究，包括美国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600多例的临床表现的研究，但是我们这400多例有一个难得的特点，这400多例都是在严格收入院的情况下，进行严格的临床观察，进行着动态的临床观察和核酸的采集检测的情况下进行的临床观察。因此这项研究较之国外的研究，我们在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上，在描述的精确性上，在监控的严密性上有独特之处，有特殊的特点和优点。所以呢我们有信心呢这个研究应当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呢应当是在国际上研究甲型H1N1流感这个新发疾病的时候临床特征一个参照性很强的这样一个研究。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国际上最出名的临床医学杂志，很多医生一辈子把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作为一个追求。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它的稿件录用标准在国际上是最具备它的新颖性、也最具备它的科学性，而这篇文章呢无论它的新颖性上来说、还是从科技性上来说我们都认为比较好，我们有信心，只要是文章总结的比较好，对中国医生来讲克服一个语言障碍，我们就有一定的信心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因为这比较符合它的标准。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篇文章在国际审稿人进行审稿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所见到的关于新型的甲型H1N1流感临床特征描述的资料最为完备的一项研究，这也正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它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接受并发表了，而我们相信这一研究也会是国际上关于新型甲型H1N1流感临床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照性研究。
问题：我们想到了要做这个研究，但是在具体做的过程中可能有大量的人员设备需要协调，那就请问王院长对于这种大型的临床研究，有众多的医院和人员参与，作为这样研究的一个负责人，您是怎么有效协调各方面资源的？
王辰教授：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这样的大规模的、多中心的研究，能够有效的协调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确确实实很难在这个调动资源上、在质控上都做一个高标准的研究。这点既是我们在组织这相研究的时候就对各方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且对这个表格的填写临床观察精度都有很多的要求，这是一方面；另外这项研究很是得益于我们的这种体制的优势，因为各地方的甲流病人的收治都是在专门的医院里进行收治的，在去年的5-6月间每一例甲流患者都受到当地医院的严密的监控和治疗的，所以呢对这样的患者的密切观察和采集应当是极为严密的、应当是比较科学可靠的，所以这个资料上收集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些资料应当是比较完备的，这点上比起国际上主要以社区治疗为主要的治疗方式的甲流临床观察，我们这种住院的方式显示了特殊的优点，而这点呢显然得益于我们的体制优势。（谢谢王院长！我相信呢正是这种体制的优势使我们对病人的管理更加方便，使您的数据收集更加完备，然后使文章的发表成为可能。）
问题：王院长是否在进行这样类似的其他大型临床研究？这种研究对国人或对世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王辰教授：应当说群体调查在临床医学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各种要药物的观察、各种诊断和治疗手段的评价都有赖于大型的群体的调查研究。因为人的个体化差异比较大，要真正得出共性的规律的时候就有赖于群体调查技术。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群体调查技术这边比较完备的一种就是RCT（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随机对照试验），而这个随机对照试验又是需要在大病例数的基础上来完成。大病例数显然是一个中心很难做到的，于是便有了多中心的、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
我们国内越来越重视这点，很高兴地看到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是采取这样的现代的循证医学方法。比如前一段时间有钟南山教授牵头组织的对羧甲司坦、对COPD患者的研究，发表在The Lancet上，还被评为当年的优秀论文，这里面采用的就是一个严格组织下的、前瞻性的、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究办法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对一个老药做出的一个很科学的、有新意的评价。而国内随着对药物观察的整体推进，在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方面，在操作上越来越规范，在质控方面能够满足的条件越来越好，在质控方面做得越来越严格，为此我们国内在临床群体调查特别是随机对照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再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发表在Chest杂志上的关于rt-PA（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对肺栓塞的溶栓治疗研究，这一研究就是用前瞻性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来评价不同剂量的rt-PA(50毫克和100毫克)的差别，结果发现50毫克剂量就足够了，100毫克呢，有效性一致，但是危险性（主要指的出血）的发生率明显提高，实际上就由此应该质疑到rt-PA到底应该用多大的剂量来治疗，实际上也是基本的溶栓治疗方案的问题，于是50毫克的溶栓治疗方案现在不但是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关注，应当对以后的循证指南都很可能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而这一结论的提出也是一个我国组织的、在严格质控下的RCT研究的结果， 在国内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多了。而且中国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在临床医学研究方面的大人群数应当是中国在统筹资源方面的一个优势，我们国内的临床病例数是多的，只要是我们的临床医生具备进行RCT研究的技巧和技能，能够满足质控要求，能够进行良好实验设计，我们就能够做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临床研究来。而且实际上我们也意识到，即便在某个药物上已经有国际上的临床多中心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结论，但是人种恐怕不一样，比如白种人、亚裔人和黑种人在药代动力学上、在药物的反应上、在人体的各方面的反应上恐怕是有差别的，所以还要对不同人群、不同种族哪怕是同类药都需要验证性试验，而这些都必须在本种族、本国家的人群中进行，所以对中国临床医学界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论是在评价某个药物对我们这个种群的作用上，还是在完成一些创新性临床发现上，都是至为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问题：年轻医生都特别想在权威杂志上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请问王院长，这些年轻医生应该如何做才能慢慢接近这个梦想，他们应该注重哪些素质的培养，您对他们有何寄语和期盼？
王辰教授：中国的年轻医生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实际上他们面临着一个宝藏，中国的大病例数的临床人群，我们国内的临床研究设施方面已经跟国际上越来越接近了，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来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了。而如果要想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临床研究成果，中国除了得天独厚的病源资源优势以外，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些临床医生头脑里面应该有创新的意识和想法，应当有科学严谨的设计，应当有严格实施的操作方法，应当有良好的论文总结和撰写能力，找到最适合的角度来体现出我们的创新点来，最后当然是要用很好的英文或其他外文表述出来，这样才能发表在国际上最知名的杂志上。而现在应当说在临床学研究的条件上，中国已经具备了；在这个创新的思维方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单位、很多医生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显然应该是国际化的一批医生，特别是我们的大型的教学医院里面的医生，应当说是有国际眼光、国际视野，应当能够接触国际学术前沿的医生，他们的医学生涯中肯定是应该承担起进行高水平临床研究的任务，而这点的完成作为现在年轻人素质的培养，不但是敢想、更应该踏实的去干，外文要好，要真正的熟读文献，要真正了解现在的学术前沿是什么样的，要有对学术的创新点敏锐的把握，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善于谋事，即善于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完成这样的科学发现的过程；最后，要善于总结写出表达优美的、能够很达意的、充分体现创新点的科学论文出来。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有相当的一批医生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高水准的高质量的文章。
谢谢王院长，感谢您接受我们此次采访，相信您所有的经验对年轻医生来说都会有所裨益。谢谢！
着眼临床，勇于创新，探索适合的肺栓塞溶栓剂量
问题：王院长，您好。我知道您是全国肺栓塞防治协作组的负责人。那么我们知道肺栓塞可能在传统上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少见病，不知道您对这个病是如何认识的？这个病是一种少见病吗？请你谈一谈好吗？
王辰教授：正如你刚所才讲的这样，肺栓塞在过去，在医学界、在社会上都被认为是中国人群中的一种少见病，以至于在诊断和治疗上被很大程度的忽略了，漏、误诊率极高。而国际上都知道肺栓塞是一种常见和多发的疾病，是造成人类死亡、特别是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们国家在这点上应当是以前是不够重视的，应当说，认为它是少见病是错误的。
我们在过去这10年间的研究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实，肺栓塞在中国人中的发生率跟欧美人群是一样的。DVT即所谓形成肺栓塞的原因，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跟欧美人群中是一样的，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少见病。
而肺栓塞临床特征相对比较隐匿的，是临床表现变化多端的这样一个疾病，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过去认为的所谓肺栓塞的三联征有胸痛、咯血、呼吸困难三联征，实际上仅见于1/5的肺栓塞患者，换言之，有80%的肺栓塞患者都不是有这样的所谓相对典型的表现。它可以完全没有症状，也可以突然一下子猝死，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呼吸困难，而真正多见的肺栓塞的临床症状也就是一个呼吸困难，有时候伴有胸痛，有时候伴有咯血，有时候伴有晕厥，有时候可以咳嗽，有时候可以发烧，在临床上识别起来确实很难，所以经常要借助一些专业性的手段来识别。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肺栓塞它是一个多发病，所以临床一旦出现了有类似表现患者的时候，特别是还有肺栓塞的高危因素的时候，比如说卧床的患者、制动的患者、血液病、高凝状态的患者、手术以后的患者、癌症患者、肾病综合征的患者、孕产妇等等，这些都是肺栓塞高发的人群。包括坐飞机坐时间长了以后，如腿窝在那里不动的话，很可能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而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下来以后阻塞到肺动脉里面去就会成为肺栓塞，因此呢这是一个非常多见的疾病。
所以，肺栓塞在中国，大家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是一个多发病。而一旦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诊断意识，一旦我们初步具备了诊断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肺栓塞的例数显著增加了。过去肺栓塞防治研究协作组的经验证明，在协作组的每家医院过去也就诊断0~3例肺栓塞，而在过去的十年间都呈至少10倍，30倍以上的增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例数增高呢，并不是肺栓塞的发病率(incidence)增高了，而是它的发现率(detecting rate)增加了，这是我们诊断意识提高的结果。
但即便这样，国内现在依然有大量的肺栓塞患者被漏、误诊，还需要我们继续的给予工作的推进，在临床上要高度警惕这样的疾病，及时让患者进入诊断程序，来及时的诊断、发现肺栓塞，给予相应的合理的治疗。
国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临床观念就是对患者要进行充分的防栓治疗。也就是说很多患者都是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高危者，DVT有一半的机会掉下来成为肺栓塞。所以对DVT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无论是药物预防、还是机械的方法预防、还是鼓励病人早下地等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提高医疗安全的目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降低DVT的发生率，由此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来提高医疗安全。
所以很多医院包括朝阳医院已经在医疗安全委员会里面专门有一个专家组来评估VTE(静脉血栓栓塞症)包括DVT和肺栓塞这样的人群的医疗安全问题。这是关于医疗安全的重大的一个问题，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所以对DVT，对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意识，应当是现在临床医学界必须具备的基本意识之一。
问题：我得知在最新一期的《Chest》——非常著名的一本期刊上，您发表了一篇文章(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w dose recombinant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controlled trial)，而且是排在第一位，是关于纤溶酶原激活物的剂量调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而且写了一篇很感兴趣的编者按。对这个新的治疗方案您有什么见解，请您介绍一下。
王辰教授：肺栓塞的最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溶栓治疗，而溶栓治疗在国际、国内都有些研究。国际上的时间比较早，面也比较宽，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而国内这行的研究非常有限。这项研究已经受到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而这一研究实际上是针对肺栓塞一旦诊断成立了而且又是一个需要溶栓、大面积的肺栓塞，这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溶栓方案，也就是关于最常用的一个溶栓药——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rt-PA)溶栓方案的研究。
大家知道在欧美的肺栓塞诊疗指南上，包括美国胸科医师学院(ACCP)的历版的诊疗指南上，包括欧洲心脏病协会(ESC)的多本诊疗指南上，都明确提出来运用rt-PA的溶栓剂量应当是100毫克，这是国际上一个经典的剂量。而我们在直接临床治疗中发现，好像50毫克就已经很有效了，100毫克没见得更有效，而出血的发生率有所增加。当时我们在想，这是不是中国人体重小的关系，因为欧美人体重大，是不是中国人的剂量应该有所调整。
这是一个临床的感觉，对这个临床感觉我们想到是不是应当设立一个研究来验证一下什么剂量对中国人比较合适。然后我们就开始查文献，结果一查文献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所谓欧美人群的100毫克作为他的指南里面的当然的推荐剂量的时候，并没有充分的研究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把欧美人群心梗的溶栓剂量平行移到肺栓塞上来用的，没有直接验证肺栓塞的不同剂量的溶栓效果，比如说50毫克、100毫克还是150毫克对比之后得出100毫克最合适，没有这样的对比研究。因此剂量实际上是从心梗平移过来的。
于是我们就想很可能肺栓塞的剂量并不一定就跟心梗一样。而同期我们观察到，大概10年以前，我们注意到心梗的溶栓剂量已经由100毫克往下减了。而我们又注意到，当时高润霖院士跟美国的一个很知名的教授做了一篇研究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认为中国人心梗的溶栓剂量应当是低的。
那综合诸多因素结合我们的经验我们就想到：第一他没有这样的剂量对比；第二已经提示这即便欧美人士的剂量都应该减少了；第三的话已经对比欧美人和中国人的心梗研究，中国人应该少了。那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研究。于是我们就进行了rt-PA 50毫克非传统剂量和100毫克经典推荐剂量之间的对比。结果出来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所谓的有效性(efficacy)上，我们把病人分成3个组，体重高、中、低3组。高体重组，BMI≥26；中体重组，24~26；低的是≤21。
我们发现即便是高体重这一组，即体块指数大于26的这一组，我们也没见到50毫克的溶栓效果比100毫克差，即在有效性上即便高体重组50毫克都够了。而我们来看它的危险性主要是看出血性，结果发现在高体重这一组出血100毫克有增多趋势，中体重组100毫克已经有增多趋势，但2组都没有显著差别，但在低体重组一看100毫克与50毫克显然50毫克出血低于100毫克，这是显著性差别。也就是说50毫克的有效性是一样的，即便在高体重组里的有效性都是一样的，那在低体重组里面已经充分证实出血是增高的，在中、高体重组也有出血增高的趋势，如果再加大研究例数的话，也很可能会看出差别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有效性一致的而危险性不同，100毫克危险性增高，那我们应该用哪种适宜的剂量呢？当然是50毫克。
开始我们还想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关系，后来我们想不是，为什么呢，现在中国人的体块指数通常是在21、22的样子，欧美人的体块平均指数是24，我们在高体重的一组已经是大于等于26的BMI值，结果它还是有效的，显然不是体重的问题。因此我们想对欧美人这个剂量也是适宜的，所以就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问题了。
文章我们投到Chest杂志上，Chest杂志迅速的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在他们的审稿人意见中，有一个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出色的方法验证了临床一个重要而实用的假说的一个研究。另外一个审稿人说：这样一个研究的结论不仅对中国而且超越中国，对世界具有普适性，很可能会就此改变肺栓塞的临床治疗实践，也就是有修订诊疗指南标准方案的意思。文章正式发表的时候，不但是文章发出来了，而且作为当期《Chest》第一篇研究论著(Original Research paper)发表出来，而且专门为这篇文章配发了述评，而且也在述评里面的第一篇的位置发表出来的，书评的题目就叫做“一半的剂量，相似的有效性，更少的出血，很可能这就是一个新的疗法的诞生”(Half the Dosage, Similar Efficacy, Less Bleeding: The New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gimen for Pulmonary Embolism?)。虽然这篇文章是刚刚发表出来，但是我们相信这篇文章会在肺栓塞的治疗上起到很重要的科学指引作用，而且在未来在考虑指南修订的时候，这篇文章也很可能为指南所依据的重要的研究基础之一。所以这个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有人说是不是剂量的变更就有这么大的临床意义。大家知道药物治疗无非是几个要素：用什么药，用多大剂量，用多长时间，用什么途径用进去，无非是这几个方面，而这个剂量问题显然是构成用药方案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这项研究提出来应当较于以往已经视为传统经典的100毫克减为50毫克，50毫克是适宜剂量。
问题：王院长，刚才您已经讲到了这一疗法改变的学术意义，那么您能介绍一下这种疗法改变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吗？谢谢。
王辰教授：这种疗法的改变首先使患者受益，就是所谓的社会效益。患者由此减少了出血的发生率。而按照初步的估计，每年在中国减少1万例的出血的发生率，即便是我们只有1/10被诊断出来并用了这样的溶栓量，也至少减少1000例的出血溶栓量，且其中不乏大出血，因此它在对患者利益的维护这点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对于提高医疗安全性是非常有帮助的。
至于说经济上的效益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我们这项方案专门进行了一项卫生经济学的评价研究。这项研究专门指出，按照流行病学所估算的每年中国的肺栓塞例数是310万，这310万中按照国际上最低的溶栓比例4.5%的患者需要溶栓，这些患者中只有一半需要使用rt-PA，另一半可以使用尿激酶等其他药物的话，按照每例减少到50毫克的rt-PA，而50毫克的rt-PA的价格是6300元，这样算起来是1年节省4个亿的医疗费用。哪怕只诊断1/10的话也是4000万医疗费用。所以经济效果是极为显著的，更何况这里面还没有把造成的那10000例出血所应当支付的医疗费用算进去，所以这个在经济效益上是非常的显著的。
所以我们通过研究也意识到，真正好的医学研究，它应当是在学术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些方面都具备很显著的突出的研究，这项研究还比较好的体现了这3方面的效益。
由此也想到，实际上临床研究并不在乎它多复杂，而要真正要解决一些临床的问题，当我们当初发现实际上目前的肺栓塞的剂量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剂量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研究的契机来了。而在我们实际研究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质控的方法来实施研究，就在中间把控质量，在中间的一系列的辛劳和汗水都没有白费，终于产生了一个比较受到国际关注的研究。在国际上有了我们国家临床医学界的声音，在一个新的治疗方案上有中国研究的基础，这点是我们颇为欣慰的地方。
问题：王院长，您作为全国肺栓塞防治协作组的组长，您对于这个疾病在全国的防治有哪些想法？我们在近期有没有什么活动会推进这个疾病的防治？
王辰教授：应该说在已经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提高的基础之上，是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上都提高对肺栓塞的防治意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便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国家在对肺栓塞的防治上依然是显得不足的，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准备了3条主线推进对肺栓塞的防治工作。
第一条就是提高意识。不但提高医学的意识，也应该提高社会上的民众的意识。现在大家都知道心梗、都知道脑栓塞，但很少有人知道肺栓塞。而实际上肺栓塞跟心梗、脑栓塞一样都是常见和多发病，而且都是一个对人们健康和生理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大家一旦知道了这个病以后防治意识就会提高，所以对医学界的宣传和对社会的宣传都非常重要。
而对医学界，应当让大家意识到肺栓塞它本身的临床特征是不突出的，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临床症状。肺栓塞的诊断和识别主要是高危人群身上一旦出现可疑的临床表现的时候，立即进入诊断程序。甚至对没有症状的高危患者也要进行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的筛检，这样才能够明确他到底有没有出现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情况。而实践证明一个医生以往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诊断过肺栓塞，一旦诊断出来一例以后，他所诊断出来的肺栓塞患者就会接踵而至。这不是说我们的发生率增高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诊断意识和检出率提高了，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第一条就是提高意识包括医学界和社会的意识。
第二条我们叫做规范诊治。因为现在对肺栓塞的诊断的规范性和治疗的规范性还有诸多问题。有些单位在诊断的基础方法方面，影像学诊断的基础方法方面并不规范。在治疗方面临床医生很可能在不该溶栓就给予溶栓了，该给足量抗凝的可能抗凝没给足，类似这些情况在我国临床上是很多见的。因此推进我国对肺栓塞的临床诊治的规范化，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在2001年制定的肺栓塞的临床指南，在今年会有一个新版本。在基于国际上的研究同时基于我们国内10年间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的数据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的新一版中国肺栓塞诊疗指南，这个对于进一步规范中国医生对肺栓塞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条就是深化研究，如果对研究上不深入的化，包括流行病学、包括临床研究、包括基础实验研究，若不深化的话，我们很难把握肺栓塞发病的本质和寻找出有效的治疗靶点和干预靶点，这些都是要靠研究来推进的。
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我国的肺栓塞的研究论文数由过去的几十篇增加到1000多篇了，增加了12.9倍，而同期我国医学论文的总增长数才是1.3倍，这显然是高于一般的增长。这充分的说明了在肺栓塞的研究方面，我国是越来越活跃了。而加上今年的这么多项比较好的研究在国际上许多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更奠定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地位。
而且在肺栓塞的研究方面，中国在亚洲国家里面是走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做invited speaker发言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声音“it's not just Chinese data, it's ASIAN data”。在这方面我们有了我们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还很不够，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比如说：次大面积的中微肺栓塞应当不应当溶栓我们在进行着研究，不同人群的DVT的发生到底有多少，DVT预防怎么做，这些研究正在进行，在诊断方面磁共振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方面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在很多病的发病机制上，比如说所谓CTEPH(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它的发病仅仅是血栓堵了没有化掉，还是有肺动脉病变的其他基础，这都是我们目前在从分子发病学的机制的角度来进一步和正在进行揭示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主要的几个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对肺栓塞搭建一些学术平台，包括我们已经召开了4次全国肺栓塞学术会议，我们也召开了国际肺循环、肺血管疾病的研讨会。我们今年也会以网络形式专门设一个肺栓塞的网络论坛，这样对学术知识进行推广、普及和交流。今年我们也有肺栓塞专家研讨会，每两年一次的全国肺栓塞学术会议会在明年(2011年)召开。为加强跟国际上的学术合作，我们还专门成立的国际肺血管病研究院(PPRI)的中国中心，这样来促进跟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交流和交往，来提高我国肺栓塞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提高我国的研究水平，深化对这个疾病本质的认识。
王院长，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王辰教授：谢谢，我很荣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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